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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前 17 22小时前 112 靠男频“救市”，别太乐观 本文来自：犀牛娱乐，作者：沈婉婷，编辑：朴芳提问：当下剧集市场最火的是哪部剧？想必《藏海传》和《赴山海》这两部未播先火的男频大IP一定在列，尽管由于某些原因二者正面对打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但它们在社交平台掀起的话题声浪却是一波高过一波。然而仍然需要警惕的是，鉴于过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男频大古装的破圈之路并非那么容易；对于《藏海传》《赴山海》乃至各平台待播的同类型大剧来说，其面临的压力与挑战也不比所承载的期待小。意料之中的未播先火无论是市场外部因素还是剧集本身实力，《藏海传》《赴山海》都算得上是火得理所应当。首先整个剧集市场大盘真的太需要大剧来提振信心了。2025年过去的四个月中，真正能够得上热播水准的还是春节档前后抬的那几部剧，最近一个多月各家上新的剧集更是给人一种近乎“摆烂”的错觉。有的收视率奇高口碑却一塌糊涂，有的评分喜人却终究只是在圈层范围内“自嗨”，唯一一部大投入大制作的古偶《淮水竹亭》直到大结局点映站内热度也没突破9000……可以说，如果再不抬超级大剧，长剧的观众们只会流失得越来越快。好消息是它们快要来了，而且是好久不见的男频们，在题材新鲜度方面是具备一定竞争力的。至少《藏海传》已经基本确定将在5月18日与大家见面，虽然平台方和剧方都未正式官宣开播日期，不过央八节目单上已显示其将于本周日晚登陆黄金档。这部剧早在筹备之初就备受关注，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豪华的制作班底和演员阵容。一则《藏海传》的总导演郑晓龙在业内外的知名度堪称“国民级”，该剧亦是他继《甄嬛传》《芈月传》后打造的又一古装大剧；二则剧集男一号肖战是时下最火的顶流男演员之一，自带庞大的粉丝群体，这次饰演的藏海一角与其之前的角色反差也很大。题材内容层面，《藏海传》属于根据“盗墓笔记”系列中汪藏海一角衍生的原创剧本，在原有人物设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复仇和权谋线，不知盗墓风与朝堂博弈的混搭会产生怎样的化学效应？相比之下，同属男频大古装的《赴山海》就多少有些“命途多舛”了，上周末之前它还在5月待播剧行列，却因为剧中女二号争议言论的不断发酵导致播出时间或被无限期推迟。而抛开这些舆情不谈，此剧之所以广受期待，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演员和主创，男主成毅、导演任海涛、编剧刘芳等皆是 2023 年爆款武侠剧《莲花楼》原班团队的成员，此次再度合作新武侠类型自然是受到多方瞩目。同时，《赴山海》改编自有“新武侠宗师之一”称号的温瑞安的小说《神州奇侠》，与传统武侠不同的是，该剧大胆融入了“穿书+系统”的创新设定，成毅则在剧中一人分饰多角，此前其粉丝发起的大规模线下应援更是引发轰动，足见其强大的剧粉号召力。只是按照如今的态势，《赴山海》和《藏海传》“双雄对决”的热闹场面恐怕是难看到了。这一次，男频能“救市”吗？那么《藏海传》是不是可以独享泼天富贵了？对此，犀牛君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倒不是针对这一部剧，而是站在男频这一大类剧集的整体市场表现去看，尤其是近两年，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多的是曲高和寡或是动作变形的反面教材。以去年开播的项目为例，全年已播的男频大IP中公认的爆款仅有《庆余年2》一部，可传播声量和口碑成绩皆与第一季存在着明显差距；而年底万众期待的《大奉打更人》虽在开播两周后总算突破了站内30000热度大关，但不管是全网话题讨论度还是最终5.6的豆瓣评分，都与其播出前的预期相去甚远。客观来说，在内娱“得女性者得天下”的影视大环境下，以男性为主要原始受众的男频剧天然就不如女频剧具有观众基础，因而传统男频剧留给大众的印象要么是在垂直领域获得高口碑但热度一般，要么因种种局限各维度都反响平平、走向同质化。再来，抓准女性观众的喜好是门很深的学问，男频剧如何在改编过程中既保留男性的爽点又能做到吸纳更多的女性群体进场，这一点非常关键。成功范本如《庆余年》《莲花楼》，前者用轻喜画风搭配上男频本身的热血感，为男主注入烟火气和现代感，拉近与女性受众的距离；后者则被称作是“女频大男主”，从人物塑造到CP设置都契合女观众的审美，还叠加了悬疑探案元素。但也有用力过猛而起到反作用的例子，如《大奉打更人》就因前半段过多的喜剧桥段脱离母题、拖慢了剧集正常的叙事节奏；又如漫改剧《斗罗大陆之燃魂》大量无意义的打斗戏被诟病“尴尬无聊”，豆瓣评分及打分人数均远不及第一季。此外，现在大多数男频大IP的选角逻辑仍然是“流量先行”，《藏海传》的肖战、《赴山海》的成毅，以及后续待播的《凡人修仙传》的杨洋等，无一不是当红人气男星，而选择他们无疑是基于对女性粉丝的迎合。但另一方面风险与流量并存，巨大的关注往往也伴随着更多的审判和质疑，演员与角色的适配度以及诠释的精准度都会影响剧集的最终呈现。如此看来，被寄予厚望的男频剧们肩上扛的担子一点也不轻啊，特别是在现下以“短”为大趋势的行业环境下，观众们是否还有耐心认真看完一部动辄40集的男频长剧呢？这就非常考验内容的品质了。不过，就现阶段而言，能有一部各方面品相上乘的大剧面世已实属不易；在好戏开场之前，我们还是呼吁抱着理性支持的心态去期待它们轻装上阵。 23小时前 25 23小时前 213 1天前 510 1天前 68 1天前 311 2天前 523 倪虹洁：我想抱抱20年前的祝无双 倪虹洁对《武林外传》其中一集印象很深——祝无双不停地挥手流泪，跟身边所有人告别。她像个停留在客栈的“局外人”，决定将温暖如家的客栈回忆从生命中剥离，宁愿流浪也不愿一直逗留。“现在回过头想想，我会觉得无双想多了”，倪虹洁说。“我不觉得自己迷糊，我觉得自己可聪明，可清醒了。”最近在《乘风》开辟了喜剧人赛道、有了“宿醉微醺姐”“倪石流”外号的倪虹洁，笑称真人秀就像一面镜子，照镜子时她自以为清醒，在镜头里却带上了迷糊的喜剧效果。这一趟旅程也照见了她开发潜能、驯化四肢的全过程。她突然联想到法国奇幻电影《童梦失魂夜》的情节，自嘲脑子和四肢时常处在分离状态，就像在地下重新组装上了四肢零部件，走上台表演。“有时候脑子记住了，但四肢好像卸掉了，完全不听指挥，好像要用强力胶水黏起来，回炉加热一下才能重组。”倪虹洁在采访时，总能把她的感觉形容得非常有画面感，说话总带着很多“哎呀”“天哪”的感叹语气。我能在她绘声绘色的语言当中，感知到她外放的生动。她笑着说：“我现在脸上五官是飞的。”在姐姐们的宿舍生活里，她也收获了很多珍贵的女性友谊和美好瞬间，恍惚间似乎来到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女校生活，她有了一种“光怪陆离的梦幻感”。这种梦幻很熟悉，仿佛让倪虹洁穿越回20年多前《武林外传》的时空。“大半年一群人在山上吃吃喝喝，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很多人说，倪虹洁将祝无双演活了，演成了自己。祝无双是那部家喻户晓的喜剧里头，为数不多带有悲剧色彩的女性角色。对祝无双这个角色，倪虹洁抱有复杂的情感。这部被很多人看了无数遍的“下饭神剧”，她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有人曾问过她对于这个角色的遗憾，她坦承自己没有演好，不愿意面对过去的自己。现在的倪虹洁回头看，似乎有了一场与自己长达20年的和解，“我没有能帮助到她，现在很想抱抱她。”晚熟与天真“我外表柔柔的，但实际上骨子里特别要强，总有种无双‘放着我来’的那种劲头，总觉得自己要做就一定要拼尽力气。”倪虹洁在微博写下这段感言。或许连她自己也惊讶，20年前的祝无双这个角色与自己的重合度这么高。她始终对其中一集印象很深——祝无双不停地挥手流泪，跟身边所有人告别。她像个偶尔停留在客栈的“局外人”，决定将温暖如家的客栈回忆从生命中剥离，宁愿流浪也不愿一直逗留。“现在回过头想想，我会觉得无双想多了。她自认为是当中的格格不入者，一味地讨好，将自己放在最末端的位置，但无处安家的漂泊感始终在她身上，她也没有好好跟大家敞开心扉，打开这个心结。”祝无双身上的“敏感讨好”和挥之不去的漂泊感，也是倪虹洁往后不少角色呈现出来的角色特质，这也许来源于她性格底色的一部分。46岁的她，才逐渐看明白了祝无双的内心戏，“我可能在演的时候，无意中将自己代入；也可能宁财神跟我接触之后，有意无意地将她写成这样。她是我成长经历当中的影子，那个困在迷茫状态下的自己。”她曾在节目和访谈当中袒露过寄人篱下的童年背景。她祖籍苏州常熟，父母是下乡的知青。她从小就被寄养在上海的姑姑家，小时候没有过自己的床，不是跟奶奶睡就是和姑姑睡。或许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将自己的需求放在了别人的后面。也因为敏感和自卑，她没法对外界的评价自洽，即便是对外表的称赞。1999年，她拍了人生第一支内衣广告，一时轰动全国，在很多电视台滚动播放。她因此被贴上了“性感女神”的标签，甚至被造谣。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她察觉到家人和亲戚欲言又止还假装不在意的细微眼神，为此感到羞耻和无助，“从小缺乏自信的我，因为这场‘内衣风波’仿佛被推进了一个黑洞，一点点坠落却毫无抓手。”在倪虹洁看来，20年前她处在一个没有“自我”的阶段。无论是对演员的认知，还是对于生活的规划，她被裹挟在了家庭传统观念的框架里。家人对她从事演艺事业的不看好，以及对她进入传统婚恋家庭秩序的期待，在她人生每个节点的选择上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似乎一直处在相对被动但又拧巴的状态。“至亲的人一定想的是为你好。他们以自己的人生经验有了对事物的判断，对我将来的规划有了指导。这件事怪不得任何人，我的自我认可需要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于是，在众人眼里，祝无双的角色大获成功之后，倪虹洁仿佛“消失”了一段时间。她在各种剧组迷茫打转，甚至转行开客栈，后来生意失败了。她在一次婚姻当中陷入破产危机，儿子归了前夫。在世俗意义下，她跌宕起伏的经历构成了典型的失意者叙事，总免不了被拿来与《武林外传》同组演员的走红轨迹对比。祝无双这一角色似乎也成了交织在她身上的影子。同时，倪虹洁身上又有难得的“晚熟”和“天真”，这两种特质恰好构成了倪虹洁在演员行业上逆向重生的曲线。2010年崔健导演的电影《蓝色骨头》中，倪虹洁饰演的施堰萍是她首次从情景喜剧转型成功的代表角色。有一场戏，她的儿子被丈夫强势夺走，她愤懑不已，一遍遍用枪自残。虽然用的是假枪道具，但她打得自己眼冒金星。那种痛感，她形容是从身体转移到了心脏撕裂的痛。“忘却自己，忘却外界，真正感受到的心痛，让我突然觉得原来演员这个职业是如此神圣。”从那时开始，她找回了作为演员的自信心和价值感。她从被困住的状态，晃晃悠悠撞向不同的契机，才找到了出口，这阶段长达20多年。她形容这是一种“趴在泥地里，闷了满脸糊着泥水，又抬起来冲洗一遍又一遍”的感觉。“中年妈妈”的百变图谱倪虹洁也惊讶地发现，自己演过100多部影视作品。其中令人深刻的角色，大都是“中年妈妈”。在《演员请就位》里头，演员都要遭到市场的评级打分。她被分到了B级。她曾坦承自己“只能演反派和妈妈”的尴尬处境，不仅演过和她真实年龄相差6岁的王媛可的妈妈，还演过同龄的演员芦芳生的妈妈。演“妈妈”是很多中年女演员遭遇过的困境，但对她来说，尴尬的点不在于年龄差距，而是角色的发挥空间。哪怕接到的角色只有一小段台词，内心戏极强的她，都会沉浸地参与剧组拍摄。即便是作为配角搭戏，她也会将主角的台词在脑海里演一遍。如何撕掉“刻板母亲”的标签，用角色搭建起中年女性的光谱，这是倪虹洁最想突破的难题。在倪虹洁的版本里，中年女性并非只有苦情或者强势的一面，她们可以有欲望、裂缝，也有不完美的“小女生”的一面。《爱情神话》里的格洛瑞亚是距离她较远的角色，她后来发现她演出了某个平行时空的自我。“她的理念与我完全不同，有我没想过的思维模式。当时邵艺辉跟我侃侃而谈的时候，我内心在想：这样也可以吗？但演的时候，我发现她过得很潇洒自我，是我希望成为的人。”她与《装腔启示录》里头的刘美玲亦是如此。起初看剧本时，她觉得刘美玲太虚荣了，她选朋友都不会选这样的人。但她演完这个角色，对人性有了新的认知。“其实我们眼睛看到和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她真实的内心。职场和家庭，让刘美玲身上负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壳。她出于对自我的保护，将脆弱伪装成坚强。”刘美玲最后将那层“壳”打破，回归真实清醒的自我，那样的自我让很多人看到了倪虹洁的本色。当中有一段即兴表演，是倪虹洁与导演一同商量的结果——将刘美玲的假发套摘下，扔进垃圾桶，镜子前的她顶着“公主切”爆炸头。那就是倪虹洁真实的头发。“我的经纪人都说我太吓人了，但我那段时间就是想着赵英俊的头发。我心里有一块留给他，我想去试试这个发型。”在倪虹洁的“中年妈妈”光谱里，她的母亲或许是缪斯和养分。比如《摩天大楼》里，被家暴、一味讨好、带着悲情底色的钟洁，《突如其来的假期》里既浪漫又不着调的刘闵之，身上都有她母亲的影子。《致1999年的自己》当中的母女勾起她对母亲的记忆，她饰演上海妈妈陈秀娥时，代入的是自己的母亲——知青下乡，对女儿钱佳玥一生亏欠的爱。这让她在戏中仿佛隔着时空，与几十年前的妈妈进行奇幻的对话。“我一直推荐我妈妈看这部戏，但她一看片段就被触动哭了，我又不希望她情绪太波动。她现在70多岁，很开心，在老年社团当团长、学跳舞，还说我怎么没她学跳舞学得快。”倪虹洁一直觉得自己身上坚忍乐观的性格，或许来源于母亲。让她记忆犹新的是，在小时候，母亲在寒风飒飒的冬天，在井水旁边打水洗衣服，嘴里还哼着苏州小曲。“过年时吹着大冷风，大家在大街上熙熙攘攘地买东西，她就支个摊儿摆在商场门口，卖所有她能卖的东西，即便在外人看起来很苦，但我妈妈永远都是见到谁都打招呼、乐呵呵的精神状态。”“成长的果子结得比较晚，不一定是坏事”中年女演员的困境，通常是大众热议的话题。女演员年轻貌美时，可能被质疑演不出角色应有的厚度；年龄增长后，阅历在脸上有了褶皱，演技纯熟，处于当打之年了，市场环境却偏好年轻化审美，留给中年女演员发挥的角色空间所剩不多。相比起20多年前的自己，“晚熟”的倪虹洁更享受现在的阶段。她喜欢美剧《后翼弃兵》、电影《泳者之心》，因为在这些作品中，演员演绎了女性的一生。她向往那样的表演宽度，也向往镜头呈现下的无穷的女性力量，故事就像一颗火石那样“嘭”一下点燃了自己的心。“20多岁的我演不出跨度较长、丰满的女性故事，或许妆造可以帮助我，但人生阅历是骗不了人的，我的眼睛是骗不了人的，我现在是处于承上启下的阶段。”十几岁时遭遇爷爷去世，她瘦小的身躯跪在蒲团上，越急越哭不出来。她记得自己羞耻地瞄了姑姑一眼。如今回味起来，她能理解自己没法流泪的状态。“我发现至亲的人经过很长时间的痛苦日子逝世，我没有别人想象当中的难受和撕心裂肺，那瞬间反而是自己和对他人的解脱。”在演员这个行业当中，倪虹洁越来越能感受到人生阅历像树木年轮，感受也在层层递进。她觉得演员的趣味在于，透过这个职业看人、看世界，有时候就像半个心理师，时刻观察着别人，也在揣摩人物内心。她最近看了《棋士》这部电视剧，从王宝强的演技中学到了另一种表演方式。“当他在撒谎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忽闪着双眼，可能是直视了对方的眼睛很久。我突然联想到身边真有这样的人，越是真诚地看着你，越是口不对心。太牛了。”角色的精彩演绎，源于演员对人物和生活的理解，人生阅历能为角色塑造足够的厚度。倪虹洁一直觉得自己是演艺圈的“局外人”，她不喜欢被人关注，享受着自己普通的状态，每部戏只要有休息的时间，都会出去旅游逛荡。她喜欢到每个地方观察不一样的人群。比如在重庆，原来的“钢铁之城”，她一个人背着包一圈圈逛荡，路过最传统的茶馆和理发店。她特别羡慕当地人饱满、阳光的精神状态。“那些老爷爷拿着刮刀，用最传统的理发技艺给别人理个头，8块钱，但他觉得自己就是镇上最顶级的理发师。”她同时注意到了与之相邻的医院门口，正在候诊的中老年人疲惫不堪的脸，仿佛他们脸上有了语言。“他们的眼神是涣散的，你能感受到他们心里的无助，站在那很久不动。”她还记得云南白沙古镇上的一群彝族老人，脸晒得黑黑的，牙齿脱落，脸上全是褶子。但当她给他们拍照时，他们咧嘴一笑，那副天真的笑容，让她看到了小朋友般的欢乐。“我身边很多普通人，每个人的故事，都能画出人生的一幅长卷。”敏感的观察力、强烈的共情力，是倪虹洁与生俱来的特质。除了爱旅行，到不同地方逛荡和观察形形色色的人，她也喜欢毛茸茸的动物。小时候，她还养过从浴缸下水道钻出来的老鼠，而不是宠物店里的小白鼠。“你们可能想象不到，老鼠特别爱干净，每次看到它吃完东西，都会整理自己，把脸洗得特别干净，生长环境肮脏不代表它们是这样，它们没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就像我们人一样，有些出生环境和命运是自己决定不了的，有一天走出来了，或许很快就能找到另外一个自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随着节目的播出，人们对倪虹洁的关注度变高了，以前总说不想“红”的倪虹洁，又觉得“红”也挺好。“我害怕被人关注，但我发现流量不该是枷锁，可以是正向运转的车轮，红了反而会有更多时间能放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我可以不用像原来那样来者不拒，消耗自己的能量，我现在特别想要有自己选择和进步的空间。”习惯讨好的倪虹洁，如今似乎有了缓慢的觉醒。在《乘风》与姐姐们相处的过程中，她更多将重心放在了自己身上。相比起早年她总想“填满他人期待”的惯性来说，现在她学会将自己的情绪需求放在首位，再来关照他人。原本认为这样不够“体贴完美”的她，因为学会了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反而轻松了。她曾回望过去的轨迹，想象要是拨动一下某个节点会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如果在1999年步入婚姻时，她坚持自己的想法，不结婚，继续做演员，是否就能弥补一个遗憾。现在的倪虹洁，想跟20多年前的祝无双说一句“江湖再见”。她逐渐收获了难能可贵的自洽，“如果我当时选择当演员，或许现在的我不会继续做这行，不知道会做什么，还没找到自己的热爱和坚持。每件事都有它的因和果，当下还没那么好的话，可能是因为成长的果子结得比较晚，不一定是坏事。” 2天前 15 3天前 39 3天前 717 4天前 1332 5天前 629 从记者到文学流浪者，他不想被归类 《地球上的陌生人》是王恺的第一本文学类图书，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欢的。他说：“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学创作，听起来是一件很没志气的事情，不过自己喜欢，就认了。”在纸媒鼎盛时代，王恺做了10年记者。漫长的记者生涯里，他几乎报道了所有类型的灾害事件——汶川大地震、伊春空难、上海胶州路大火，还有台风、洪水、泥石流……那时候，他在三里屯闲逛，看到大屏幕上播放灾害新闻时，就感到心惊胆战。社里男记者不多，遇到此类事件，他总会被派到现场采访，无从推托。社会记者是个相对需要强悍的心脏的职业。为了获得更多报道细节，王恺曾跑到医院冒充病人家属；花5小时跑到一个小县城，通过采访拼凑出受害者的家庭情况……在新闻尚未断裂、现场依然有效的年代，他和他背后的媒体系统，秉持传统且严谨的报道形式。后来，王恺离开媒体行业，成为一个“不重要，至少是不出名”的作家，先后出版了《浪食记》《浪游记》《中国人超会吃》《茶有真香》等作品。财富、旅行、饮食、茶道，对于王恺来说，没有什么主题是不可写的。《茶有真香》王恺著中信出版集团｜湖岸，2023-12022年春，王恺在《上海文学》开了一个专栏，取名“望野眼”(上海话里“东张西望、开小差”之意)，每两个月连载一篇万字文章。两年后，14篇专栏文章结集成书，取名为《地球上的陌生人》。写作的同时，他也在微博上高频率、高能量地参与各种公共议题、文娱热点的讨论，赞美所有美的东西，批判丑陋的一切。《地球上的陌生人》王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7两种话语体系在王恺身上并存。社交媒体化那部分，他随时随地写下几百、上千字的评论，往往一挥而就。这是记者这份职业给他带来的思维方式：对很多事情能快速下判断。然而，当坐到电脑前开始文学写作时，他立刻变成另外一个人——所有社交网络都不会干扰他，一切社交媒体化的判断、俗语、句子，一切媒体制式规范的叙事，都会被他挑出、摒弃。他身上文学的那部分开始蓬勃生长。“就像海明威从西班牙战场上获得了什么”成为作家之后，王恺特别不喜欢听到别人评价自己的作品“像一个记者写的文章”。因为他觉得并不像，每当看到类似评论，他都会不由自主地反驳。“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王恺，“可能我的性格就一直在寻找着一种认同”。他不愿被归为某一类型的作者，比如美食作家、旅行作家或者茶道作家。他写过一些关于旅行、美食的文章，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靠这层身份“骗吃骗喝”，出入于各个五星级酒店或高级餐馆。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特别恐怖。但王恺也承认，如果没有当记者的经历，他不可能写出某些题材的文章。《望野眼》专栏的第一篇是《更多的人死于意外》，在文章中他记录了以前采访杀人案时的轶事——如何前往凶案发生地深入采访、如何接近杀人犯和死者的家属，以及在采访过程中感受到的当地民风和人情冷暖。这些内容，在他以往的报道中并未呈现，也不算是采访手记，而更像是一些新闻边角料的集合，再加上他作为个体在各种现场的反应。专栏第二篇《难中寻吃》，王恺描写自己在舟曲、汶川、伊春等灾难现场采访、晃荡，在陷入瘫痪、失序的县城中寻找食物充饥的经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前往四川采访，在成都中转时被困在一家酒店里。预告说当晚会有八级大余震，而酒店的抗震等级是七级。那几天看多了死亡案例、无处可逃的王恺并没有选择离开酒店。半夜，“先是闪电，一点征兆都没有，哗啦一声，天被照亮了……随即是一阵怪风。我躺着，身体突然被晃到高处，余震来了，只一下，确实只有一下”——王恺始终记得当时那个离奇的场景。在舟曲泥石流灾害现场，王恺看到有人用大铁桶做的临时炉子煎一种小黄饼，他陡然想起张爱玲所写的香港沦陷后满大街的小黄饼；在上海刚解除隔离时，他漫步于空旷寂寥的街道，看到长椅上厚重的积灰、草坪里拉的野屎、肯德基门店前排起几百人的长队……“人性的很多东西都在这些细节里浮现了。”《张爱玲私语录》张爱玲、宋淇、宋邝文美著宋以朗编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青马文化，2018-5这些场景、这些个体的经验，不会出现在正规的新闻报道中，却会悄悄潜入亲历者的身体内部，成为“你命中注定的一件事”。王恺后来觉得，影响个体的恰恰就是这些经验。“那对我是一种极强的痛苦经验。作为一个写作者，这是不能过去的，我不想放下这件事。”世界不一样了。王恺不知不觉间获得了很多神奇的经历：“就像海明威从西班牙（内战）战场上获得了什么——绝不是说这场战役怎么样，而是它剩下了一瓶酒、一次恋爱、一种孤独、一次绝望。”“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华老师一个”这些碎片式场景会在以后的写作中发挥什么作用、是否会成为某一本小说的基础，王恺目前还不知道，但他很享受这个过程。“突然拥有了一个文学的世界之后，你看所有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同一件事你再去看、去分析、去判断，完全是另外一个视角。”在宜昌旅游时，王恺在江边公园偶然遇见一对“恍惚的、偷情的奸夫淫妇”，那中年男人爬上枇杷树，为女伴跺树干、偷摘枇杷。出版社的校对认为这段文字导向不太合适，建议他改掉。王恺却觉得很逗，坚决不肯改——“它不属于一个类型，就是一个现实场景。谁会在游记里写一棵枇杷树、一对奸夫淫妇？我觉得这真的太文学了。”《浪食记》王恺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培文，2017-11还有一次，王恺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家小餐馆和一帮中国大妈拼桌。其中一个大妈确认他是中国人之后，坐在他对面一直不肯走，翻出手机里跟某位高端人士的合影，以证明自己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又问他是怎么来的，怎么不来这个地方找找机会、做点项目？一个强悍的生命，在异乡看到同胞就油然升起一种亲近感，王恺对这位大妈的行为没有恶感，但在当时那个场景下，她的举动却显得荒谬、可笑。很多时候，王恺就是那个局外人。豪华饭局上，有人总会无休止地表现自己，他觉得毫无兴趣；有些作家为了得到某个文学奖项，得不断混圈子、在酒桌上与人应酬……他对此深感厌恶。王恺明白，在某些领域，有很多人是不自由的、受限制的。但是他的本能告诉他：不行，太不真实了，太虚伪了，太虚幻了，自己把自己也骗进去了。当人们生活在自欺与欺人的迷梦之中时，王恺选择做一个追求真实的人，即便那只是某一瞬间的真实。写作对他来说是一件真实、愉快的事情。“真实、锐利的痛苦和苦难，人际关系的撕裂，恋爱的磨灭，那些东西是能让人看到自己的丑态的。人需要不断地看到自己的丑态、看到某个真实瞬间，文学的作用也就是这个。”王恺说。10年的记者经历，让他成为一个可以随时置身事外的观察者，一切离奇、荒诞、丑恶都变得可以忍受，成为世情小说的一部分。参加美食聚会，他能够从中抽离，观察、分析那些特别投入的人如何跟一帮陌生人炫耀，又是什么驱使他们变得如此苍白、可笑。“当你进入文学视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切都有原因，一切都可以被原谅、被宽恕。”作家身份给了他一种新的观看视角，也给他的职业披上一层迷惑色彩。“大家对作家都是陌生的。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的，也不关心你是谁。他们可能只知道你写了本书，但没什么人会去真的看你的书——大家心目中的作家只有余华老师一个。他们最多觉得你是个作家，至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你总有机会参加一些奇奇怪怪的饭局。”王恺接受自己身份的游离性，他乐于藏身其中，好奇地观看这个世界。“突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孩，看见一个虚妄的、浮华的或者简陋的世界——简陋世界也有它的规则，你可以尊重它，你可以嘲讽它，你想干吗就干吗。”“所有创作都是去跟死亡对抗”王恺的文章往往不采用线性叙事，他喜欢将繁杂的材料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编织起来，时而锋利，时而柔软，摊开、散乱、收拢。他不忌惮于展露对丑恶事物的鄙夷和讥讽，也毫不顾忌地袒露自己的私欲和不堪。《地球上的陌生人》是他的第一本文学类图书，也是他目前出版的作品里自己最喜欢的。他说：“人到中年才重拾文学创作，听起来是一件很没志气的事情，不过自己喜欢，就认了。”或许正因为人到中年才开始创作，他的文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爱与死亡的终极气息。他曾发誓再也不写关于吃的文字，但这次又写了《寻找宫保鸡丁的路程》，总是念念不忘“大中华美食的民间英雄”。在青城山上的道观暂住时，他跟义工们同吃同住。虽说这些小年轻“都是内心有空洞的人”，但他们也会开玩笑，说自己前世可能是附近山里活动的小生灵，被道士们喂养或照顾过，如今转世投胎成人，来道观里报恩、生活。这段经历，被王恺写进《过客》这篇文章里。还将过往四五篇文章杂糅，写成一篇《神的孩子会跳舞》。文中写到“色气”——“色之气，是色的普遍化、精神化和弥漫化，也是青春的美，还有生命之力。”为什么要重写？王恺解释道，这本书有点像这个世界、这个时代的切片，他觉得需要有舞蹈这一片。都是爱——微小的爱，片刻的爱，试图隐匿行踪的爱。就像伍迪·艾伦的电影，爱与死始终辩证交织，互为救赎又彼此消解；又如贾樟柯，他一遍遍地在电影中摩挲那些时间的碎片，反复寻觅一些固定的主题。《寻僧记》讲述了王恺去寺庙求见一位行将就木的高僧的过程，让他意识到“生活的绝望，倒是不分僧俗”；《让我去那花花世界》讲花道，插花即是一种让植物垂而不死，然后优雅死去的艺术；《进入死亡的缓慢过程》，他从自家猫的死亡写到一位朋友的离世，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亡。这些人生的段落，就这样出现在王恺的文章里。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所以他的写作没有任何禁忌。突然高频地出现关于爱与死的文章，王恺觉得，第一，可能是年纪到了，他身边的人开始经历生老病死这些事情，无论是朋友还是父母、长辈，大家经常聊到这些话题，它们成了自己生命中一个主要的东西；第二，强情感关系中有很多值得细细寻找、经得起打量、经得起挖掘的东西，它比较像人本质里的一些东西。“所有创作都是去跟死亡对抗，这也是我后来明白的一件事。所有艺术家、创作者，都幻想自己的东西能留下来，幻想生命消失时那个东西还在。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写作，哪里轮得到自己做主呢？那我就把它写出来好了，只要写得足够多。”王恺说。“有时候完全没有倒比有一点好”对于别人的作品，不论是杂志、电影还是其他东西，王恺都很有判断力，一眼就能看出好或不好。但是对于自己的文章，他就拿不准了，有时候他会分不出好坏。当下，文学确实是式微的。王恺跟出版社的编辑聊天，大家共同的感受是，真正好看的小说非常少，“大多数人的小说就是在模仿，在叙述自己有限的不如意、有限的同情、有限的底层。”与此同时，有很多好作者被埋没，没有被市场看见。王恺喜欢逛书店，因为在书店能看到很多社交媒体上没有被推荐却有价值的好书。有时候，他看到一本好书，却从来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出版社编辑对如何推销这类没有社交媒体的作者往往束手无策。“不被看见是一种真实的痛苦。你也在表达，也在写作，但就是不被看到。你只能为了评奖依附于各种评委，或者在圈子里自娱自乐。”王恺希望自己的每本书至少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书评系统的消亡。“你看不到正经的文学评论，你只能听读者说‘我喜欢这篇’‘我喜欢那篇’，但是读者的很多看法都是混乱的，不可作为依靠。”现在谁还愿意去严肃地评论一个新作者的书？年轻作者们只能自己去摸索：你是谁？你在写什么？“莫名其妙地，你被抛在这个时代，你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正常评论的世界，这个东西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命中注定的。”王恺提到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当你到了一个盛大的场合，你觉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干什么，身边所有的事情都在困扰你”。互联网给了像王恺这样的人既可以抱团，又可以不抱团的可能性。“过去，你混圈，你不在出版系统、学术系统内，人家就看不到你。现在互联网出现了，虽然系统内看不到你，但你不抱团也可以生存，也可以独立。”这时候，曾经的记者身份又开始发挥作用。记者生涯培养出王恺求真的精神，也让他拥有一个不易被击溃的知识系统，这使得他既可以追求文学和生活的真相，又能接受世界的不公平和惨烈，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有一幕精彩的对手戏：投资方想改编主角所在B班的故事，将其包装成代表美国精神的英雄，却只愿意给出每人5500美元的定金。大老板说这是他们目前唯一的offer，有一点总比没有强（something is better than nothing）。林恩说：“我们做的事，可不是什么故事或信念。这是我们的生活。你根本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候完全没有倒比有一点好（sometimes nothing is better than something）。” 5天前 16 5天前 211 五一档音乐节复盘：除了骂声，还剩什么？ 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大型演出依然火热。据中演协最新数据，五一期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3.35万场，与2024年同比降低2.52%；票房收入21.59亿元，同比增长3.60%；观众人数1031.59万人次，同比增长0.47%。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达到12.12亿元，同比增长5.12%。据不完全统计，在接下来的5月，也将有超过20多场音乐节接棒五一的余温。不过，五一档音乐节热度的B面，是创新与转型进程中衍生的诸多混乱与闹剧、乱子和乐子。从流程失序到体验割裂，种种乱象如同一把双刃剑，既折射出行业变革的阵痛，也在无形之中消耗着乐迷的耐心与信任，让这场本应狂欢的音乐盛宴蒙上了一层阴影。狂欢之乱比起五一档电影票房的惨淡遇冷，同期的音乐节市场则是在乱象中“炙烤”。首当其冲的，是来自于多场音乐节出现的部分艺人实际演出时长与官宣相差甚远所引发的舆论海啸。这之中，造成较大舆论翻车的，便是5月2日北京元气森林音乐节演出当天，落日飞车因堵车迟到和主办方应急处理能力不足，引发了一系列蝴蝶效应，包括老狼、郑钧、崔健、赵露思等后续嘉宾演出时长接连被压缩，而最后登台的赵露思更是仅演出7分钟左右便匆匆结束。据现场乐迷反映，即便如此超时，主办方仍然保留了完整的中插广告时间，且并未对突发情况做出及时的补救措施。不过，这种演出时长出现临时变动的问题，出现几分钟时间的误差并不少见。虽然引发不少消费者吐槽，但整体上也因主办方反应迅速并未造成影响观演体验、处理不当等问题。同时，在爱豆热潮过后，演员跨界成为了今年五一档不少音乐节码阵容时的重要选择。张新成、张晚意以及引发较大争议的罗云熙、赵露思等均登上了多场音乐节舞台，甚至不乏出现因上场咖位、演出时长等引发的饭圈大战。也正是因此，从音乐节现场衍生到线上的粉黑大战乱象也同样愈演愈烈。比如在5月1日常州太湖湾音乐节，原定演出时长为30分钟的罗云熙被指超时13分钟，进而导致最后出场的周深将原定20分钟的换场时间压缩到了7分钟，好在圆满完成演出。而这场在饭圈引爆的超时分歧骂战，也在闹上热搜与正主面前后以网络骂战的形式继续“翻旧帐”，不仅涉及到当日前排应援位置的抢夺摩擦、口号式辱骂，还出现了推搡、寻衅滋事等安全争议。截至目前，即便主办方、艺人出面澄清，双方粉丝的骂战仍在不断升级。除此之外，演员跨界音乐节的业务能力也同样颇有争议。像是参加过唱跳选秀且发行多首热门OST的赵露思、任嘉伦、周峻纬以及音乐生出身的曹恩齐等，均被质疑“跑调”、“唱得不知所云”。并且，不少演员跨界无作品、多为翻唱的现象，也同样引发消费者“花钱来看艺人KTV”的吐槽；少有的则是像张新成、高瀚宇等在演员跨界唱衰潮中收获好评。随着流量所带来的新消费群体的增加，与音乐节原住民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引发了不同圈层文化之间的激烈碰撞。像是粉丝夜排、扛旗和灯牌应援等饭圈粉丝文化的涌入，令不少音乐节现场出现了较大争议。一方面，单一艺人粉丝为守住前排位置坚持几小时不动的现象，令大量乐迷不得不退居后排观演，以及对应援旗、灯牌下观演的现状颇有微词；另一方面，不乏有粉丝因禁止夜排、代排代跑引发与主办方矛盾，不同粉丝之间也因此升级爆发骂战，而夜排到底该鼓励还是禁止也同样让主办方、艺人难以取舍平衡。比如在北京元气森林音乐节，赵露思粉丝通宵夜排的热况，除了主办方维持秩序外，也引起赵露思本人关注为粉丝准备了热饮与早饭；更有甚者为了抢夺前排，自4月底便提前四五天来到现场夜排，迫使主办方不得不提前加码安保。同时，夜排的风也在不少流量歌手的粉丝群体之间群起而效仿，像是薛之谦在本档期五场音乐节即便呼吁不要夜排，但在南京咪豆音乐节、常州太湖湾音乐节等依然出现了壮观的夜排现场。不难看到，在经历过票价矛盾、一票难求、黄牛乱市等乱象后，在流量主导的这场商业性狂欢之中，寄希望于跨界刺激消费的音乐节市场也难免失衡，专业性缺失、用户体验不佳等老问题暴露得更加集中。别拿音乐节不当演出每年五一过后，给音乐节上价值或搞批判，已然老生常谈。但说实话，大浪淘沙之中，真正走入消费者心坎、以口碑服众的音乐节品牌仍然寥寥无几，反倒大量音乐节在失去“民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性价比的缺失、专业歌手的演出时长被砍、为粉丝让步的断崖式体验，尤其是大量图新鲜感、捞快钱艺人的玩票性参与，这类跨界在普通消费者眼中难免格格不入。可以说，除了暂缓主办方售票压力外，此类流量导向的跨界直接引爆的是乐迷信任危机，甚至影响着音乐节的品牌价值、口碑。比如类似于岳云鹏为代表的演员，以及各种爱豆、网红在现场的饭撒互动占据的演出时间，也被吐槽浪费演出时长，仿佛在开见面会；而一首接一首不停歇的音乐人则因名气、流量的让步，被不少消费者打抱不平。如今的音乐节，将爱豆流量、演员光环、网红效应与综艺元素尽数纳入，如同一场光怪陆离的大杂烩。这种“来者不拒”的拼盘模式，早已背离了其诞生之初自由、纯粹的乌托邦理想，更像是一场多圈层交织的大型户外音乐嘉年华。在创新愈加困难的当下，音乐节持续过热造就的主办方生存压力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带票乐队、歌手数量的有限，头部音乐人秀费的增长以及大众的审美疲劳，令大量主办方不得不在成本、定价、阵容组合等之中不断博弈。而事实也证明，在挣钱面前，大杂烩也出现了成功的组合案例。比如5月1日的太湖音乐节，就因集结了网红、演员、歌手、爱豆、相声演员等多类型演出人员，火速售罄。但这是否意味着，泾渭分明的坚守便是死胡同呢？某种程度上，这是摆在主办方面前的一道选择题。正如当下，不少大型非精品的商业演出也在逐渐被默认为打着音乐节旗号、只邀请几个头部艺人的拼盘演唱会，甚至被冠以“音乐节版《同一首歌》“的调侃，进而也演变为无某一艺人便难留长期客群的现象。客观来说，音乐节“屈服”于流量、票房下的选择，其实也并非完全被否定的。只是大众欢迎的，是真正有能力支撑起一台演出的跨界，而非是仅站立在带票逻辑上的“玩咖”。比如同样是演员跨界，檀健次、陈昊宇、能田玲奈等音乐节舞台便颇受好评。本质上，在带票潜力之外，不破坏消费者演出体验，才应该是音乐节打出差异化、创新演出阵容的底层逻辑。毕竟，跨界邀约也必然是此后音乐节市场愈加不可避免的一类趋势。随着头部乐队、歌手回归大型演唱会，以及海外艺人试水过后开跑巡演为主，音乐节市场已经是肉眼可见缺乏可持续供给的新鲜血液。兜兜转转，就像曾经的滚圈音乐人为主，再到说唱歌手、主流歌手涌入音乐节分一杯羹，以及诸如那艺娜、皮皮朱等越来越抽象的网红艺人接连，也是对主办方音乐审美、团队能力等方面的反向筛选。对于入局者来说，大型非精品的粗糙，不如小而美的确幸。比如河流音乐节、春游音乐节等此类保有一定独立性、音乐坚持的音乐节品牌，被冠以值得“无脑复购”的口碑；或者如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草莓音乐节、迷笛音乐节等依靠成熟专业的幕后团队，在兼具商业性、流行性的同时，还能坚持音乐性、精品化，持续创新并赢得高口碑。说到底，别拿音乐节不当演出，消费者早已不是傻子，音乐节也早已不是唯一选项。只靠拼流量、以捞快钱为目的，是无法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好饭的。 5天前 15 5天前 212 每个普通人，都需要懂一点语文学 语文学被纳粹劫掠了新周刊：在中欧学院的一次讲座上，你提到以意大利藏学家图齐为代表的藏学开创者，他们的藏学水平都非常高，而且精通古藏语。而现在很多学者，有天时地利人和，学了几十年，可能还不如他们。这里面的原因是什么？沈卫荣：实际上，最早那批藏学家都是宗教人士，有的还是传教士。比如匈牙利人乔玛（1784—1842），他不算传教士，但他来东方的动机也带着宗教文化背景。他觉得匈牙利人就是匈奴后裔，所以他要来东方寻根——那当然没有找到。后来英国人想进入西藏，就让乔玛去学藏语。他的语言能力非常厉害，花了大约五年时间弄懂了藏语，还编了英文版的《藏文文法》和《藏英词典》。还有个学者叫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他是德国柏林大学第一个藏学教授，建立了德国大学最早的藏学专业。他当时到了拉达克列城，一待就是十余年，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把《圣经》翻译成藏文。后来我在德国跟导师读《圣经》藏文版，才发现他的藏文竟然那么好。如果你把藏文版《圣经》给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圣经》的藏族人看，他一定会觉得这是很优雅的古藏文。这里面可能是有一种宗教上的热情在驱动他们。蒙古学也是这么来的。荷兰有一个大学者叫施密特（Isaac Jacob Schmidt），陈寅恪后来在著作中经常引用他翻译的《蒙古源流》。他到了卡尔梅克的蒙古部落去学蒙古语，目标就是把《圣经》翻译成蒙古语，也翻译得非常快。这种宗教激情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学术潜力。新周刊：这里面也有对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彼得·沃森认为，东方语言的发现，给西方人的世界观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对他们的科学主义起到了极大的纠偏作用。他在《20世纪思想史》里提到：法国学者雷蒙·施瓦布在他的《东方的文艺复兴》中说：“只有在1771年之后，世界才真正是圆的；思想地图的另一半不再是空白。”他的意思是，梵语文献的到来，连同几乎同一时期对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解，是一重大事件，可与改变11、12世纪欧洲人生活的古希腊和拉丁文稿（多数以阿拉伯文译本出现）的到来相媲美（见第17章）。施瓦布自己感到，梵语及梵语文学的发现是“思想的伟大事件之一”。还有19世纪，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牛津大学第一任比较语文学教授也说：“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19世纪关于人类古代历史的最重大发现，我将用以下公式回答：梵语‘天父帝奥斯’=希腊语‘天父宙斯’=拉丁语‘朱庇特’=古诺尔斯语‘蒂尔’。”……当时的科学家试图把世界纳入控制之下，让它根据越来越少的规律运转，此时进步的观念向往着越来越窄的经验，所有的社会被认为会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然而语文学家和诗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希望借助新的宗教寻求社会的更新。他们的观点是，人类一开始是统一的，但是后来发展出不同的然而却同样有效的宗教。沈卫荣：他提到的东方语言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应该这样来理解。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开始，欧洲人发现梵语和西方的古代语言希腊语、拉丁语，可能是来源于同一种语言——原始世界语最早是不分西方语言和东方语言的。梵语、拉丁语、希腊语和波斯语，它们的词汇和语法现象都很像。比如“雅利安（Aryan）”这个词的意思在梵语、拉丁语、波斯语里都是一样的。他们证明原始印欧语就是最早的世界语，这个语言把东方和西方连接在一起。这是当时欧洲语文学最大的发现。后来，有些人根据这个发现造出了一个雅利安人种，就有了明显的反犹主义。其实，并不是说欧洲人发现了东方语言，然后东方语言就改变了西方人的思想方式。我提过另一个例子（见《大元史与新清史》第一章，蒙元史研究与蒙元历史叙事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读过一本书叫《十三世纪西方蒙古形象的来源与影响》，副标题是“‘欧洲’中世纪思想史的一个尝试”，它说的是蒙古西征对欧洲中世纪思想的影响。为什么这么说？蒙古军队打到波兰和德国边境地区的利格尼茨（Liegnitz）和施来西亚（Schlesien），在这里待了不到两周就折返了，就像一阵风，很快就消失了。所以，蒙古西征对欧洲的物理影响是很小的，但是在精神上的影响非常大。西方从12世纪开始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约翰长老王国的传说：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帝国，它的领袖是约翰长老。他是统治着72个王国的国王，有朝一日将带领大军西征，来拯救被异教徒腐蚀的欧洲，甚至带领他们征服世界。当蒙古大军来到欧洲的时候，人们以为这就是约翰长老的军队。实际上，后来欧洲人对蒙古西征的描述，有很多是按照他们对约翰长老的想象来重构的。我还在《休谟的佛缘：发现抑或构建？》那篇文章里提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有一些观念跟东方的思想相似。比如休谟《人性论》的“无我”思想与佛教类同，于是有人怀疑休谟接受过佛教文化的熏陶。实际上，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但恰恰因为西方人对东方有那么多的想象，然后这种想象影响了他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解读。新周刊：所以，东方主义的出现有一种反观自身的内在需要。沈卫荣：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是古典学？所谓古典学，其实是“古典语文学”，因为它诞生的背景是西方要寻找自己的古典文明，而这个古典文明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所以古希腊语的《荷马史诗》、古罗马的拉丁语《圣经》研究，就是古典学的主题——古典语文学。到了18世纪后期，西方纷纷建立了民族国家，这个时候他们一方面要遵从共有的古典文明，一方面希望建立所谓“民族语文学”，开始搞日耳曼语文学（Germanistik）、芬兰语文学（Fennistik）、伊斯兰语文学（Islamistik）、罗曼语语文学（Romanistik）等。所以学术开始分流，一个是古典语文学，其他是新语文学或者民族语文学。正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东方学”。因为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西方开始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时代，他们的目光就不光是在西方了，他们还希望了解东方。而东方学实际上也是民族语文学的做法，把关于东方世界的学问总称为“东方学”。今天的东方学，更多是指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而在18、19世纪的时候，东方学主要面向的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由此诞生汉学、蒙古学、敦煌学、藏学等。新周刊：19、20世纪，不少西方的东方学家、汉学家，都被卷入殖民主义甚至是纳粹主义的浪潮之中，比如伯希和劫掠敦煌文献、图齐被批判为法西斯主义者。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学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沈卫荣：早期东方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西方人为了了解自己，通过跟西方不一样的东方来观照自我；另一方面是西方人为了殖民或传教而准备的。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并非指知识本身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知识意味着权力——我怎么理解你、描述你、研究你，实际上是我怎么来支配你、定义你、左右你。学者在那个时代，必然会受到这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在那些东方学研究里，确实有一些人被称为殖民主义者甚至纳粹、法西斯主义者，但他们本质上还是学者。伯希和的学术水平非常高，中国最早研究敦煌学的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都受过他的影响，韩儒林先生还是他的直接弟子，把他的一整套方法都学了过来。图齐被骂成法西斯主义者，但其实在他的400余种有关西藏研究的书里，看不到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一个意大利知识分子，一个人在藏地行走了18000公里，很多地方连路都没有。我现在到青藏高原都会有高反，而他们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做出这么多学术成果，不得不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图齐为法西斯政府服务过，这与他本身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水平，其实不完全是一回事。关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们有必要提到classical philology（古典语文学或者古典学家）。为什么西方的古典学家专门研究希腊和罗马，却不研究希伯来？这说明西方古典学从一开始就是有政治倾向的，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优越，背后的一个动机就是为了证明希伯来语和犹太人的缺陷。印欧语系的建立过程中，有语文学的成就在里面，但它产生的一个效果就是反犹主义。有学者在这个基础上制造了雅利安人种，给纳粹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所以，纳粹时期的语文学家、印度学家，都被人指责为纳粹的帮凶。但是，这到底是语文学的罪过，还是纳粹的罪过？当然是纳粹的罪过。你不能说，语文学家在那个时代主动或被动地做过纳粹的帮凶，所以语文学不行。那其他学科的学者呢？实际上，我们首先要批判的是纳粹，而不是语文学。语文学只是被纳粹劫掠了。新周刊：图齐的巨著《梵天佛地》已经在内地出版，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的尼奥利教授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辉教授给这套书写了序。他们指出：“一直以来，图齐都在致力于拆除‘东方与西方数个世纪因误解而形成的隔阂’，消解‘所有最伟大的灵魂历练均来自于我们西方世界，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自负’。”如此说来，图齐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其实是想破除欧洲中心主义，让人看到世界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沈卫荣：其实，不只图齐如此。在我们主持的一次纪念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会议上，有一位德国教授就坚持认为，那些学者是纳粹，而不是语文学家。包括波恩大学中亚所的创始人海西希（Walther Heissig，1913—2005）、战后德国最了不起的汉学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1914—2011）、比利时文艺理论家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等人都有明确的纳粹背景。今天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们的立场也一定会对学术有影响，但政治与学术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去年1月，我带学生去意大利，请了佛罗伦萨大学的一个教授来讲课。图齐自1955年开始在巴基斯坦的斯瓦特河谷（Swat Valley）地区做考古发掘工作，现在意大利学者还在那边继续图齐的工作。这位教授说，当时巴基斯坦政府对图齐是非常崇敬的，给了他外交豁免权，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随便把文物运出来。但图齐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他从来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应该把政治和学术分开看一看，不能因为他们和帝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就把他们的学术一棍子打死。《梵天佛地》［意］图齐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5实际上，现在很多批判东方学和东方主义的学者，比他们骂的人更加“东方主义”。东方主义当然可以批判，但更正确的学术方法是什么？正确看待东方、和东方人相处的方法是什么？没有人提出过。我没见过一个批判图齐的人，他们对东方有像图齐那样深厚的情感，从来没有。新周刊：图齐是真正深入考察过他研究的地区的。你的书里也提到过，王尧和马丽华都在西藏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藏地有着非常深的眷恋。王尧先生临终时说，他最想念的就是西藏的土地和朋友。做藏学研究，到西藏去做长期考察和生活，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么？沈卫荣：以前就有人问过我，马丽华和冯其庸先生都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你呢？我不得不承认，我在这方面是比较差的。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各种因缘际会，已经去过很多地方了，我觉得“行万里路”对我学术的帮助没有那么大。我也去过很多次西藏，但没有像他们一样去做关于地理、考古和文化的田野调查。当然，即使去过西藏多次，也不一定能够正确地描述那里。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马健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我认为他对藏地的日常生活和民风民俗的描述基本是胡扯，更多的是从他自己的知识背景里编造出来的故事，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你不能设身处地地把藏族的文化、藏族的语言放在藏族的社会文化语境当中去理解，你肯定是会出现理解偏差的，甚至自以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一直强调语文学的方法。无论是对一种文化的观察，还是对一个文本的处理，你一定要把它放在它原本的语言环境、历史背景当中去理解。这样你才有可能正确地读懂它。像傅斯年一样做研究，“以汉还汉，以唐还唐”新周刊：2006年回国以后主持西域史语所，持续了将近9年时间。这些年里，你的感受和收获是什么？沈卫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出国前我是南京大学讲师，在海外16年，一回来，中国人民大学就直接让我当教授了，还给我一个平台。在国外我当过代理教授和客座教授，但没有在哪个大学有过一个固定的教授职位。那年冯其庸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并担任院长，要筹建西域史语所，然后荣新江就力荐我来负责这个工作。现在想起来，这样的机会已经很难有了。我回国的时候40多岁，我早年的学生现在也差不多到这个年纪了，有的连副教授都还没评上，还在苦苦挣扎。我当时却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我应该当教授。刚接到信的时候，我也有疑惑：怎么让我去国学院？我也不是做这个研究的。回国后我去拜访冯先生，才知道他所说的国学是包括西域历史和语言的。那我便和冯先生说，我要按照傅斯年的方式来做西域史语所。与此同时，我还办了一个《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像傅斯年做《史语所集刊》那样写了一个发刊词——当然不可能有他那样的水准和气概。我在发刊词上概括了我们的宗旨：“我们采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这个名称，并不表明我们仅仅重视对西域的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我们主张将西域研究建设成对西域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一种跨学科的研究，因此各种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学科的方法都应该被运用和整合到西域研究这一学科之中。我们之所以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是因为我们比较推崇用传统的历史语言学方法来研究西域这一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我们鼓励采用实证的语文学、文献学，亦即西方所说的philology的方法，来处理、解读西域地区出土的各种不同语言文字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对西域各民族的历史、语言、宗教、文化作出合乎历史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我们决不排斥对西域研究作宏观的理论建构，也不反对将学术研究的新方法、新范式引进到我们从事的西域研究之中，但我们坚持任何宏大叙事必须以扎实、科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特别强调西域历史语言研究的基础建设，推崇朴实、细致的学术风格。”新周刊：西域史语所相比海内外其他学院或研究所，它的特点和优势在哪里？沈卫荣：我们提倡“大国学”，它不仅仅包括四书五经和汉文化，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起来。西域史语所就是在这样的理念背景下成立了。后来我们把国内的考古学家王炳华（1935—2025）、蒙古学家乌云毕力格，还有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研究系的索罗宁（Kirill Solonin）都找了过来，就把西域史语所一下子建起来了。我和乌云毕力格都是波恩大学的，所以波恩大学的教授们来拜访时，他们说，你们这是建了一个波恩大学分部。甚至可以说，随着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阿尔泰学研究中心的衰落，彼消此长，他们的研究水平都比不上我们。在过去一百多年里，谈到汉学，大家都认为西方人永远达不到中国人的水平，但是在虏学方面，中国人就没法跟人家比了。包括现在的敦煌研究，我们最强的是汉学方面，虏学方面比国外还是弱一些。而西域史语所填补了“虏学”这个空白。在我们所，我做藏学，乌云毕力格擅长蒙古学和满学，毕波研究粟特，索罗宁做西域研究，荻原裕敏做吐火罗研究。在虏学方面，我们至少是与西方学术界平起平坐的，在很多方面还是领先的。后来我们培养出来的一批学生，也非常厉害。以前国外的“新清史”学者说中国学者不懂满文文献，现在乌云毕力格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利用的满文文献，超过国外所有新清史学者的总和。在西夏学方面，索罗宁和他的弟子们做出来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在世界上也是绝对的第一。我的学生里面，有做藏学的，有做汉藏佛学的，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了，不敢说在国内是第一，但也是绝对的一流。所以，我们在虏学这个领域里，傅斯年当年没实现的目标，我们都在慢慢地实现之中。如果要总结我一辈子的学术，第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就是建立西域史语所，这也是我国西域研究的一个亮点。很可惜，后来我不得不离开了那里。第二个学术成果就是汉藏佛学研究。新周刊：陈寅恪、傅斯年之后，中国学术界其实已经不怎么提语文学了。你来做西域史语所之后，开始推动语文学的复兴。在整个人文学科里，语文学曾经居于核心地位，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提到奥古斯丁时期的《语文学与墨丘利的婚礼》，书中让语文学嫁给了在众神之间争斗和爱情的信使墨丘利，阿波罗给了他们一样结婚礼物——七位仆人，分别是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后来语文学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沈卫荣：这就跟西方的汉学研究一样。美国人20世纪50年代起从汉学转到区域研究，汉学就慢慢边缘化了。语文学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本来它是无所不包的，我们学者只要从语言文本入手，研究宗教、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神学等，无论你研究什么，你首先必须是一个语文学家。今天不是这样的了，因为学科已经彻底细分了，你研究文学，我研究历史，他研究语言，大家互不干涉，学科之间的差异和界限也很大。随着学科的分化，语文学被“肢解”了，乃至于后来“汉学”在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成立了。正如列文森所说，汉学家变成了“没有专业的专家”，你什么都懂，什么都研究，应该叫什么学科？语文学也是如此，它在今天这个学科体系里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以前的核心地位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学科定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印度学家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教授说，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the discipline of making sense of texts）。这个定义太广了，在这个划分越来越仔细的学科体系里，找不到位置。真正让语文学垮台的，就是现代人文学科的分化和细分。但是，我认为，语文学作为一个专业训练，在所有学科里都必须要有。我们现在设置这么多学科，真的对它们做了很好的界定吗？比如说文学专业，它似乎什么都研究，特别是跟文学经典相关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但是就不研究文学。中文系一入学就告诉学生：我们不培养作家。历史专业也很尴尬：它培养的人要写历史吗？历史学者能写历史吗？难道历史不是都在了吗？你该研究什么历史？文学史，给文学系的人来写，还是给历史系的人来写？法律史，给法律学者来写，还是给历史学者来写？如果文学学者、法律学者都可以写，那历史学者究竟要做什么呢？难道他们只研究年代吗？所以，我说要么历史系关门，要么历史系就是整个人文学科，回到傅斯年那个年代。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历史学加上语文学，其实就是整个人文学研究。我们现在没法打破这些学科的分化，但是我们至少在方法上、理念上，应该要回归历史学和语文学的研究。否则，就像今天美国的学术体系，细分到连汉学都没有了，被拆解到各个系里去了，那么他们的学者就没有了语文学的训练。美国有很多得了大奖的著作，连一些基本的文本理解都是错的。像何伟亚（James L.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最近戴史翠（Maura Dykstra）写的《常规帝国的不确定性》，被中国学者发现里面的汉语材料都理解错了。在语文学上，这根本就是垃圾。因为没有语文学的训练，你就会失去理解过去的能力，就会不学无术。所以，我们必须回归语文学。我不反对学者搞理论，也不反对宏大叙事和结构主义，但是你至少要把这个文本理解对了，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不要断章取义，不要故意歪曲。《回归语文学》沈卫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5新周刊：萨义德（Edward W.Said，1935—2003）以批判西方的东方主义而闻名，他晚年也在呼吁回归语文学。他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沈卫荣：萨义德对语文学的回归是真心的。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原主任杰弗里·哈芬（Geoffrey Harpham）说过一句话：语文学有两个最直接的传人，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比较文学，但是它们都把语文学作为“他者”。因为语文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科学理性的维度，一个是推测解释的维度。而语言学把科学理性的维度推向了极致，所以它觉得语文学不行，语文学不够科学、不够理性；比较文学则相反，它把推测解释的维度推向了极致，最后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了，就想回过头来，回归文本，回归语文学。萨义德接受过一个采访，他说很多人把“东方主义”翻译成“东方学”，实际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两回事。东方学是一门研究，而东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思想。后来那些后现代理论学者，用东方主义打倒了一大批语文学家、东方学家，学问之争就变成了地位之争。萨义德说，东方学家用语文学的方法，对东方所做的精湛研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新周刊：你曾经表示，自己最大的学术野心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在你的心目中，语文学研究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称得上“优秀”？沈卫荣：在德国的时候，我说我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语文学家，当时的标准可能就是按照德国东方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也就是狭义的语文学传统，写一篇一流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取得的学位名称是“中亚语言文化学”，而“语言文化学”几乎就是“语文学”的另一个称呼。其实我的博士论文已经达到那个标准了，但是，现在因为我对语文学的理解更宽泛了，标准就变得更高，也更加难以达到了。新周刊：因为你开始认为语文学不只是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生活方式。沈卫荣：我在《回归语文学》这本书里提过，语文学家恩斯特·施泰因克尔纳（Ernst Steinkellner）说，语文学其实是一种理解“信息”的艺术，是一种为了理解“他者”而进行的训练。谢尔顿·波洛克对这个有更为深刻的解释，他提出，语文学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第一个是历史的维度。历史上的一句话，文献里的一个词、一段文字，在它所处的那个历史背景里，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是传统的维度。这句话出现之后，后人怎样去解释它、传播它？第三个是当下的语文学家的维度。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怎样去理解那句话？当你把这三个维度结合起来，再去理解一件事情、理解一句话，才能够达到一种全面的、道德的理解。我们做人也应该如此，如何活在当下，如何跟世界和谐相处，都需要语文学。特别是在这个信息泛滥、虚假信息无所不在的时代，你如果无法用语文学的方法去解读，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也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世界。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说今天藏传佛教已经“鸡汤化”，我也这样批判过。后来，我听了一位学者的报告，他提到今天藏传佛教在汉人中是怎么传播的。原来那些信徒基本上没有人懂藏语，上师用藏语讲完之后，会有人翻译，信徒听完会提出问题，再经过翻译，一遍遍讨论。当时我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佛教的每一次巨大发展，不都是这么来的吗？从小乘到大乘，从大乘到密教，佛教的每一次大传播和在地化（localization），都是对当时社会的适应，是与时俱进的。所以，我现在对佛教的大众化传播也比较尊重和理解了。新周刊：对普通大众来说，如何过一种语文学的生活方式？沈卫荣：语文学其实是一种精神。陈寅恪先生说，我们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就是一种语文学的态度。你要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理解别人发出来的信息，你就要全面去了解各种信息，基于实证研究，才有可能正确解读和应对。否则，就会产生误解，产生矛盾，甚至是斗争和流血。所以，语文学不光是学者需要，政治家、外交家以及所有普通人，都需要语文学。 6天前 8 6天前 311 马太效应，其实很多人都理解错了 《世界上最有趣的经济学故事》有提及， 马太效应，这一术语揭示了一种社会现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在1968年提出，用以概括在科学领域中，声名显赫的科学家相较于不知名的研究者，更容易获得更多声望的现象，即便他们的成就相似。莫顿进一步归纳，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在某一方面一旦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积累优势，拥有更多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而书上的原文是这样的：“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作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人，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人，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人，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主人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个故事的真正含义是，一个主人委托他的仆人去管理他的财物，勤快的仆人拿到本金，又赚了一倍的钱回来，懒惰的仆人害怕损失，就把钱埋在土里，原封不动的归还主人。主人按照仆人的贡献和能力给与他们了奖赏和处罚。把委托给那懒惰仆人的财物夺过来，赐给了那勤快且有能力的仆人。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贫富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如果把靠不正当手段暂时获取财富的人排除不计，只去关注那些真正靠勤奋和能力获取财富的人，他们当之无愧的应该获得奖励。举个例子，一个单位里两名员工，一个员工勤奋且能力强，在上班的时候，积极地完成各项工作，下了班之后的业余时间也没闲着，而是继续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另一个员工，得过且过，安于现状，甚至能多出力的时候也不出力，能躲清闲的，绝不多干一点。下了班以后，不是追剧，就是吃喝玩乐。那么5年之后，单位裁员，谁会被裁掉? 一定是后者。前者不但在单位里获得晋升，在业余时间还发展了副业，收入叠加。后者失业，无处找到其他合适的工作，靠失业金勉强度日。这个时候，人们能说，这是马太效应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平现象吗？这都是由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了自己的人生。当别人靠着微信公众号，头条号等新媒体赚钱的时候，人家是提供了有价值的内容。而成了头部的大号的个人，资源更丰富，机会更多，这就是越强越拥有更多的实证。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人家努力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努力输出内容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任何人持续成功的背后，都有辛苦的付出，那些有能力的人，也是通过学习，不断地精进，累积增强了自己的能力。安于现状的人，在原地踏步，追求着安稳，安逸，不愿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所以，怕风险不敢闯，没能力也没有努力提升自己。看到别人拥有更多的时候，除了会羡慕嫉妒恨，还会做些什么呢？马太效应是奖励勤奋者，惩罚偷懒者的效应。贫富的差距和自己本身的努力和能力是分不开的。努力是一个层面，能力是更高的层面。很多人一辈子也很勤奋，起早贪黑，但财富增长缓慢，那是因为认知层次的局限，而认知层次就是一个人的能力。就像那主人的仆人，如果同样都给他们5000银子，一个人拿出去赚钱，另一个人埋在土里。一个人赚回了5000银子，变成了10000，另一个人还是5000。这说明了什么，即使绝对的公平，把同样的财富分给每个人，最后得到的结果，还是有能力又勤奋的人得到的更多。所以，不要抱怨上天不公平。应该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根源。如果勤奋不够，那就加倍勤奋，如果能力不足，就学习增长能力。我们只能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是因为，有人比我们付出的努力更多，耐心更持久，能力更强，我们没有做到那么好，就不要期望上天给我们赐予更多的财富，因为上天都是按照每个人的本事和贡献去委托财富的。当这些被委托的财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上天就会加给被委托的人更多。这才是马太效应真正的含义。这个时代，没有被埋没的才华，没有不被奖赏的努力，只有那没有及时抓住机会的人。 2025-05-07 55 2025-05-07 116 听崔健音乐，读汉藏佛学，寻找“他乡甘露” 每次听崔健的首张专辑《浪子归》，藏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沈卫荣都会想起他在海外漂泊的十几年。后来，他回国担任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再转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倏忽30多年过去，世界已大不一样了。不变的是，他对语文学愈发坚定的追求。沈卫荣认为，傅斯年创建史语所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明确了“语文学”在人文学术中的核心地位。如今，随着人文学科的不断分化，这一学术传统也逐渐被忽视和遗忘了。而在他看来，“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语文学为什么重要？新周刊·刀锋时间在北京采访了沈卫荣。此为专访上编。“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是1928年傅斯年在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时，为之写下的一句工作宗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好解，意思是说做文史研究之人，要穷尽地上和地下一切文献和材料，想尽一切办法找出一点新信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但为什么说“我们不是读书的人”？傅斯年招揽到史语所的第一批研究员，如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都是当时一等一的读书人，中国现代文史研究正是他们开拓和奠基的。回到当时，傅斯年等人所在意的是，中国境内有着极为丰富的、多语种的语言学和历史学材料，欧洲人纷至沓来或偷或抢，但中国人却坐视不管，敦煌遗书几乎都被欧洲人搬走了。因此，傅斯年说，他们不能再做书斋里的读书人，要注重田野调查，彻底发掘安阳殷墟这样的重要遗址和故都，并一步一步往西域和南洋进发，去敦煌、吐鲁番、疏勒乃至亚细亚的深处，寻找更多的新材料，用新方法来进行研究，将“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夺回中国。上百年之后，中国学者仍然在这条路上跋涉。2005年，冯其庸先生邀请青年藏学家沈卫荣回国加盟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筹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称“西域史语所”），并担任所长。沈卫荣接信后到北京拜会冯其庸先生，冯其庸先生表示：“尽管中国学人念念不忘上个世纪西域文献和物质文明遭受西方殖民者肆意掠夺的那段‘学术伤心史’，但我们对于西域古代语言和文献的研究至今依然大大落后于西方，许多领域已成‘绝学’。”而他要创建的国学院，不只是研究四书五经和汉文化，更要把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域，以及与之产生密切联系的域外各国，一并进行研究，倡导一种包括中国所有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国学”。冯其庸先生与沈卫荣都是江南无锡人，也同样醉心于西域。冯其庸先生从1970年代开始，十多次奔赴西域，追寻玄奘的足迹，实地考察《大唐西域记》记载的路线和城池；沈卫荣进入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后，逐渐开展对元代蒙藏关系的研究，进而深入藏学领域。一在西北，一在西南，都是中国域内文化与域外文化交缠之地。与冯其庸先生会面后，沈卫荣结束了16年的海外漂泊生涯。20年之后，沈卫荣在北京接受我们的专访。在近4个小时的长谈里，他说起这些年主持西域史语所和从事藏学研究的经历，最念念不忘的是语文学。他开始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野心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学家。最早将“语文学”概念引入中国的学者，便是傅斯年。他创建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其英文名称中“语言”一词对应的单词不是linguistics，而是philology。前者主要研究语言的语音和表达形式，如赵元任对吴语方言的调查；后者由philo（喜爱）和logia、logos（言语、学问、推论）的变体组成，字面意思是“学问之爱”“文献之爱”，曾被译为语学、言语学、古文字学、文献学、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古典语言学等，要求学者调用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字、考古学、历史学等知识，来解读一件文献和材料，挖掘它的含义和背后的历史世界。如罗振玉和王国维用当时新出土的甲骨来证实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的商王世系，陈寅恪利用梵学、印度学、藏学、蒙古学、突厥学等学科的造诣来研究汉文文献和中国历史，都是语文学的研究方法。近年来，沈卫荣多次在讲座、评论中谈到陈寅恪的语文学底色。他认为，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就是语文学的立场和态度，因为“人文学术研究必须坚持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才能摆脱神学、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束缚，人文学者和其学术实践才能有独立和自由”。在沈卫荣看来，语文学不仅仅是读书和做研究的方法，还是一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语文学的精髓在于寻求理解，即寻求正确和全面地理解语言、信息和文本所蕴涵的真实而丰富的意义。……一个人只有从不同角度出发去读书、阅人和知世，学会从其原本的语言和文化语境中，设身处地的去体会和理解他者发出的信息时，才能成为一位既与众不同、出类拔萃，又能和这世界同进共退、和谐共处的人。”他把自己最新的文集命名为《他乡甘露》，似乎隐含了他的求学之路和语文学追求。他从家乡无锡甘露镇出发，到欧洲、北美、东洋等异国他乡求学问知，再带着他乡的甘露回到本国教学。这段跨文化的学术经历，就是一种“语文学”的生活方式。《他乡甘露》沈卫荣著凤凰出版社，2024-2进入历史之门新周刊：你的家乡无锡是江南文化重镇，钱穆、钱锺书、冯其庸等都是无锡人。1979年进入大学之前，这一文化传统对你有什么影响？那时看过什么书？沈卫荣：基本没有看过什么书。冯其庸先生小时候还有很多书可以看，但到了我成长的年代，他能看到的书，我们一本都没得到过。那时的所谓江南文化传统，也已经看不着了。当时我邻居家有一本小小的成语词典，我借来读，几乎从头到尾背下来了，因为没有其他书可以看。无锡是鱼米之乡，很多小孩都喜欢捕鱼捉蟹，但我只喜欢读书，却无书可读。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新周刊：据说你的高考历史科考了93分。对历史有天然的兴趣？沈卫荣：也没有。实际上我就是从来都搞不懂数理化，只会学文科，考试就照着课文去背诵。我最好的科目一直是语文，没想到高考语文才考了79分，虽然当时已经算是高分了。而历史据说考了全省第二名，当时我们的中学校长也完全不懂我这个成绩可以去哪里读书，说我考不上中文系的，建议我读历史系。我就这样去了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上完四年，其实也没有对任何一个学科真正培养出兴趣来。新周刊：上大学后应该有很多书可以看了，为何一直没有找到兴趣所在？沈卫荣：我一直觉得，我们大学四年没有得到很好的培养。一方面，我不甘心读了历史系，花了很多时间去上中文系、哲学系的课；另一方面，当时接触的书基本还是教科书，很多老师上课就是照本宣科，很难让人培养起真正的兴趣，所以也没有读到多少真正对自己影响很大的书。新周刊：所以你真正进入历史之门，是到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之后。沈卫荣：可以这么说。大学本科快结束的时候，南京大学开始给学生分配工作，我当时是学生干部，或也可以选择进入“第三梯队”（20世纪80年代对省部级后备干部的称呼）。但我还想读书，因为在我们“新三届”里，我的年纪比较小，不想那么快进入社会，还想多读几年书。当时高年级同学有个说法：古汉语好的人去研究古代史，英语好的人适合研究世界史，啥都不好的人就学近现代史。我觉得我这些科目都学得不错，一时不知道该去研究什么。后来看到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韩儒林先生招研究生，他是做蒙元史的，要求学生同时掌握古汉语和英语。我觉得这个专业适合我，就决定考蒙元史的研究生。进入蒙元史领域之后，我才知道蒙元史和其他中国史专业都不太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国际化、全球化的学问，而且当时我们的老师也都是有国际学术背景的。比如韩儒林先生是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的弟子，他的学术方法非常国际化，水准很高。很多人对韩先生的学术贡献缺乏真正的理解，学者胡文辉写的《现代学林点将录》也没有把韩先生收录进去，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忽视。可惜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韩先生过世了，我就成了陈得芝先生第一个独立带的硕士研究生。《元史讲座》韩儒林著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3新周刊：那你几乎是从零开始进入蒙元史。这个领域非常大，你是怎么找到元代蒙藏关系和藏学这个方向的？沈卫荣：蒙元史非常博大精深，我一开始觉得根本进不去。这个领域的前辈学者，像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亦邻真、蔡美彪、陈得芝等先生，还有国外的伯希和、韩百诗（Louis Hambis，1906—1978）、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1911—1999）这一批批汉学家，都非常厉害，你怎么学？所以第一年我特别惶恐，不知道从哪里着手。在元史研究室，老师们都在说那些《元朝秘史》《元史》，你得一遍一遍地读，但到底要怎么读也不清楚，我读了也进不去脑子。后来陈得芝先生对我说，你去学藏文吧。韩儒林先生曾经要求陈先生去学藏文，因为藏文文献里面有大量关于蒙元史的资料，而这个资料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解读。于是，陈得芝先生把我派到北京，跟王尧先生学藏文。前往学术的香格里拉新周刊：你和荣新江老师有一点相似的地方，读大学的时候都曾经掌管研究所或资料室的图书，有更多机会读到一些珍贵的资料和书籍。他是看敦煌卷子，你是读了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西藏画卷》。沈卫荣：蒙元史从来都很重视和西方学术的对话。我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南京大学图书馆也有钱，可以让我们订阅、购买一些西方学术刊物和图书。当时陈得芝先生和刘迎胜老师负责挑选书目，我去打订单，所以这一大批书都是我们订的。其中就有一部大书是图齐的《西藏画卷》，当时大概花了4000美元，非常贵。陈老师说，这个书非常重要，你要去看。新周刊：《西藏画卷》为什么重要？沈卫荣：它是藏学开宗立派和集大成之作。图齐在藏地考察了18000公里，首次发现了藏王墓，给很多寺院留下了珍贵的测量数据和照片，还广泛收集藏文文献，对藏传佛教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从他开始，藏学的各个领域就有了基石。新周刊：从读硕士到留校任教，你在元史研究室总共待了7年。这7年里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沈卫荣：那几年在元史研究室，经常就是我和师兄姚大力老师两人在一起。因为姚大力家在上海，所以他在南京这边经常待在学校里，从白天到夜里，我们两人就在那儿读书或者讨论。刘迎胜也留校了，他和姚大力会经常聊很多学术上的事情。当时蔡美彪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词典·辽夏金元史卷》，以及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他们都有参与其间。所以，他们每天都会讨论相关的史事和史料。刘迎胜当时是一天到晚都在学各种语言，姚大力写文章也特别认真，帮我仔细改过学士论文，这些精神对我的影响是特别深的。新周刊：你的学士论文写的是《元朝的木华黎家族》，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沈卫荣：当时我看了萧启庆先生写的一篇论文，里面提到元代四大家族，其中有木华黎家族，但没有展开来写。我就跟陈得芝老师说，我写这个可不可以？今天想起来，这篇论文是我真正进到历史专业的敲门砖。当然，这篇论文还是很幼稚的——虽然也是穷尽了所有的材料和研究。后来姚大力觉得里边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考证做得不错，他帮我把这一部分改出来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4年，第8期）。新周刊：从元史转入藏学之后，当年你的感受是什么？如何开展研究？沈卫荣：我学藏语的目的性很强，就是要用藏文的资料来做元史研究。为了写硕士论文《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研究》，我去北京跟王尧先生学了一段时间藏文。而王尧先生研究藏学也是伯希和的那一套“虏学”（相对传统汉学而言，注重用多语言来研究历史文本）的做法，学会藏语之后，把所有藏语文的资料都找出来，来充实你的各种研究。当时王尧先生是中国大陆唯一跟国外藏学界有很多联系的学者，所以他能够把国际上最新的藏学研究资料带回来，包括杂志、期刊和论文抽印本，然后让我们去做翻译，直接就能学到国外藏学是怎么做研究的。所以，王尧先生的教法很有效，他用了两个星期教会你怎么发音、怎么拼写、怎么查字典，然后就开始教我们去读文献。按照他的方法，我学得很快，两个星期后就可以去找各种藏语文本来看了。当时用得最多的是《汉藏史集》（作者为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于1434年），这本书后来很快就有了陈庆英的汉语翻译本，所以一下子就看到了很多新的藏语文材料。1986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陈庆英翻译的《汉藏史集》。我在北京学了一年多藏文之后，就回南京写硕士论文。后来论文分成三篇，分别在《西藏研究》《历史地理》《元史论丛》这三份期刊发表，一下子就有三篇大文章出来。再后来我又从硕士论文里改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历史研究》，也发表了。硕士毕业以后，我留校任教。第二年陈得芝先生可以带博士了，我就成了陈老师的博士生，但是我开始对做元史还是藏学、在国内继续读博还是出国有点犹豫了，最终决定出国读书，完全进入藏学领域。留德十年，寻找他乡甘露新周刊：你在德国波恩大学读的是中亚语言文化系，指导教授有三位——萨加斯特（K.Sagaster）、克林凯特（H.J.Klimkeit）、陶德文（R.Trauzettel）。相对于陈得芝先生，你的文章中对他们的介绍比较少。他们对你的学术指导，还有你和他们的交往是怎样的？沈卫荣：我这个专业主修的是中亚语文学，还要选两个副修，我选了比较宗教学和汉学。实际上，在波恩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是中亚系一位真正做藏学的老师——迪特舒（D.Schuh）教授，我跟他读了很多藏文文本。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萨加斯特是一个蒙古学家，他是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创始人、蒙古学家海西希（W.Heissig）的弟子。我早在北京跟王尧老师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的藏文很好，所以我就写信问他，能不能去他那里读书。他很快就答应了。实际上，他主要是蒙古学家，他对章嘉呼图克图、《白史》的研究，都是奠基性的。我1990年到德国的时候，他快60岁了，学术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他开始做一些佛教图像学的研究。所以，我在学术上跟他学得不多，但他对我在生活上各方面都非常照顾。学者克劳斯·萨加斯特。另一个副科指导老师陶德文是汉学教授，我刚到德国时，他就给了我一个特别大的打击。在波恩大学读文科博士，如果你是德国人，就一定要通过古代拉丁文考试，中国学生可以不考拉丁文，但一定要考古汉语作为代替。我去找陶教授考古汉语，以为他会给我一个非常难的卷子，结果他拿了一段《孟子》里谈“五十步笑百步”的篇章让我翻译。我当时很纳闷，这也太容易了吧，这个我小孩的时候就会了。他说不可能，你们中国学生很多都看不懂这个，你给我翻两句看看。我给他翻了几句，他就说可以了，没想到你古汉语这么好，以后不用来上课，最后来考试就行。我当时非常生气：这也太瞧不起中国人了。另一个教授克林凯特是做比较宗教学的，在丝绸之路、敦煌吐鲁番和整个欧亚的宗教文化传播方面，他是特别有名的学者。一开始我和他接触的时候，觉得他非常豪爽，学问也很大。但后来发现他这个人比较复杂，对女性和家庭的态度有些问题，家里儿子据说成了新纳粹，他自己也抑郁、酗酒，生活过得一塌糊涂。我1998年6月博士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严重抑郁了，在医院住了很久。我最后去他那里做博士毕业考试时，他对我特别友好，当时他还说要去普林斯顿大学高研院待一年。但1999年2月就听说他跳火车自杀了。前段时间有个德国教授来访，我问过他如何看待克林凯特教授，他对克林凯特教授还是持比较正面的态度，但也认为这个人很复杂。德国很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世俗和学术上都很成功，但患有严重抑郁症，某一天突然就自杀了。新周刊：回过头来看，在海外留学和工作这么多年，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沈卫荣：现在很多学生不愿意出去了，也没有人敢想象，一个人口袋里只有75美元怎么去德国。现在来说，到国外去学藏学，真不如来清华跟我学。我来清华大学以后做“汉藏佛教语文学”系列讲座，把世界上所有这方面的好学者都请过来了。但是，我还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出去看看，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他们——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学问的，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交流方式。新周刊：在波恩大学念书，跟在元史研究室的时候有什么不同？你曾经说，当时元史研究室的学术氛围是非常好的，不比世界一流大学最好的学院差。沈卫荣：就我这个专业来说，国内外做学问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都有很好的学者，也有水平不怎么样的学者。但是就整个教学方法和学术氛围来说，很不一样。我在波恩大学进了一个研究生班，叫“跨文化宗教对话和历史研究”，一年招10个博士生、2个博士后。大家都是跨专业的，有人学伊斯兰教，有人学佛教，有人学中亚语言。我们每学期会有一个专题研究，每周请一个著名学者来学校讲课，然后大家互相之间做报告、交流，这样一下子就把我的眼界打开了很多。这种教学方法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在波恩大学，我们上课就是一起读书、一起讨论，没有老师会天天站在讲台上从头讲到尾地授课、做讲座。我们基本上就上两种课：一个是阅读课，另一个是seminar（专题讨论课）。我在清华尝试了很长时间，希望把seminar开起来，但非常难，大家还是要听你讲课。我觉得很痛苦：一个星期要讲3小时，一学期有14周、16周，我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德国的文科教育是跨学科的，虽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和方向，但如果学院要请一个人来讲课，几乎所有文科教授都会来，报告结束后大家会一起讨论。在我们的大学，如果我想组织一个学者讲座，有多少教授或同事会来？新周刊：季羡林先生写过一本《留德十年》，化用了曹雪芹的一句诗来形容他的留学生涯：“毫无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作者并不痴，人解其中味。”你留学德国十年，会不会有同样的感受？沈卫荣：我出国前，在国内也算是有点成绩的青年学者了。但是出国以后，我啥也不是，啥也没有。出国时我口袋里只有75美元，临走前一天才拿到签证；到了德国以后也完全是两眼一抹黑，其后有非常多的艰难曲折。很多人会觉得出国后问题就解决了，实际上，出国后一切问题才刚刚开始。赴德不久之后，我去了加州，因为我太太去那里读书了。当时很多人就劝我别搞学术了，没用，在美国随便读一个计算机编程，以后一年下来很容易能拿到七八万美元。但我死活不愿意，我那时快30岁了，如果换一个专业，那我这些年不都没意义了吗？所以，我还是想坚持下去，但这个坚持也让我付出了很多代价。2024年2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请我去做一个关于佛教的讲座。他们的教授介绍我的履历后说，很羡慕我去了那么多国家和地方。后来我跟他说，今天的我看起来很好，但当年真的是一把辛酸泪，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和住所，如此漂泊了16年。新周刊：所以你对崔健的《浪子归》很有感觉。沈卫荣：我1979年上大学，很早就开始听崔健了。《浪子归》是他的第一张专辑，1986年发行的。2018年，我写文章回顾国外藏学发展的时候，突然想起这首歌，听着很是感慨。我是20世纪80年代进入藏学的，到2018年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整个西方都不一样了，藏学不一样了，我也不一样了。三四十年来，我一直特别喜欢崔健的歌，他的歌里有不少对现实的批判，但很有正能量，最后总会给人一种信念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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